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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广州十三行商人的俗信——以潘家、伍家为例  

2013-07-28 14:47:54|  分类: 广东潘氏人物大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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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广州十三行商人的俗信——以潘家、伍家为例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鸦片战争前,全国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商贸传统,一度成为官设海外贸易的“特区”,独享外贸垄断特权,由此孕育了一个“天子南库”[1]的中西贸易交流中心,也造就了近代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商人群体,其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作为世界顶端级富豪家族,平时有何嗜好和习俗信仰?又他们的俗信对社会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本文试以潘家和伍家为例作一浅论。[2]

 

一、俗信风水

 

风水,又名堪舆,许慎注《淮南子·天文训》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即天,舆即地,堪舆学即天地之学,为相宅和相墓之法,它以河洛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和八卦的生克制化,把天道运行、地气流转和人之命理结合起来推断,判定或改变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可见堪舆(风水)与人之命运休戚相关。潘家、伍家对风水之说是深信不疑的。

首先,相宅——俗信以水为财。堪舆学有“山主贵,水主富”的观点,他们认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等,藏风次之。”[3]故所谓风水宝地,就是得水的地方,“有水便有财”。为此,潘家找来风水大师,察看地形,左相右相,最终相中珠江南岸的河南地,一个近水口,视为财气最旺盛的经济枢纽之地,建祠开基,据《潘氏族谱》记载:“清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在广州府城外对海地名河南乌龙岗下运粮河之西,置余地一段,四围界至海边,背山面水,建祠开基,坐卯向酉,兼辛巳线,书扁额曰‘能敬堂’。”[4]据当代风水师称:河南原是一个小岛,不仅四面环水,为“得水”的“上等之地”,而且岛中还有一条绵延起伏的“龙脉”(丘陵台地),“龙头”在官洲,“龙尾”在乌龙岗,其西北端靠近广州的“水口”(水流入或流出的地方)白鹅潭[5],三江汇合,财气聚绕,是极好之风水宝地,自然成为居家的首选之地,《南越游记》有载:“广州城南隔河有地名河南,富者多居之。人烟稠密,栉比相错。”[6]无独有偶,伍家稍后亦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嘉庆八年(1803)在河南临近海幢寺紧贴潘家的位置建立屋宇当时的海幢寺紧挨着珠江,江中西面的礁屿,对水流产生阻力,以致东面流速缓慢,易成淤积,潮汐进退,日久堆积成滩,故比西边江岸微出。每当退潮,原先满注的潮水,从涌内和夹角之窄长水道同时急速冲出,自然顺势斜向东北面之江心,宛如涌往北岸之海珠石,故有堪舆家认为,此乃“卧龙漱珠”之象,福地也![7]可见潘家、伍家的选址完全符合丹经口诀的相宅原则:“阳宅须择好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为有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8]由于水是水龙,山是土龙,无论水龙、土龙都是财,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财气聚绕的地点,造就了潘家、伍家财如水入的显赫之势。

其次,相墓——俗信“鬼福及人”。风水学有“葬先荫后”的观念,风水鼻祖郭璞有云:“父母子孙本同一气,互相感召,如受鬼福。”[9]就是说,葬地好坏直接关系到后人的荣辱兴衰,因此,选择墓地也要相风水,郭璞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10]故风水的关键,是要藏风,保持气不散,形成缓流的生机,让绵延不断地流进来,积聚在地上,如此风水宝地,可调和阴阳,致福生人。为此,无论潘家,抑或伍家,对墓地的选择都非常讲究,规定“童山不葬,断山不葬,石山不葬,过山不葬,独山不葬”等等,为求子孙昌盛,荣华富贵,他们延请风水先生相墓地,追寻所谓“风水龙脉”、“牛眠鹰爪”吉地,如潘振承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17881月)去世时,潘家找来风水大师,反复测相,最后相中原籍同安县文圃山下覆鼎山前的一块宝地,“近二世祖墓左右,背山面水,坐子向午,此穴乃梦仙人指示,故名仙墓”[11]据《舆地纪胜》记载:文圃山“在同安县西。上有花圃蔚然,唐文士谢修尝居此。”[12]故得名。该山高陡有生气,松荫茂密,层峦叠嶂,深洞长谷,自古有“真龙入池”之美称,符合“葬者,乘生气”[13]原则。潘振承入葬文圃山宝地后,庇子护孙,旺丁旺财。又如伍家祖辈燦廷公入粤经商后,“迎父符龙公、妣太安人衣冠柩来粤,合葬于广州大北门外犀华井,土名飞鹅岭”[14]。飞鹅岭靠近珠江,在广州的东北郊,是广州人的“发祥地”。[15]此岭属白云山余脉,地理位置相对较高,是块风水宝地,荫庇后代,“从此子孙繁衍”[16],并造就了后来伍家显赫家世。

 

二、俗信神佛仙道

 

清代,广州全市兴起求神拜佛、嗜好仙道之俗信,作为十三行商人首领潘家、伍家更甚。

首先,求神。潘家、伍家所信之神主要是与他们职业和身体有关的水神和医神

1)水神。潘家、伍家从事的是海洋生意,充满危险性和冒险性,“海洋险远”[17],海事无常,海难常有发生,“贩货南洋,归帆遇风,全船不幸”[18],所以,潘家、伍家对水神特别的敬重,大凡商船出入广州港口前后,必到南海神庙、妈祖庙、天后庙等烧香叩头,拜祭水神,求神保佑,或谢神保佑。启航前,他们会在船头上张贴“海不扬波”、“惠风和畅”、“和风富贵”、“月光临活水”、“龙头角生金”等字条,象征“一帆风顺”[19];同时,他们会燃放挂在艇尾部一条竹竿上的鞭炮——求神启航,据闻“这样神可以保佑船只‘顺风顺水’[20]。他们甚至捐资修建水神庙宇,如在南海县桑园围内修建南海神庙,同文行捐银八两,怡和行捐银八两[21];又道光八——九年(1828——1829)重修澳门妈祖庙,伍光堂(怡和行)捐银二百一十元,潘同孚行捐银二百一十元,[22]旨在祈神保佑,风调雨顺,出入平安。他们还捐资重修琶洲塔和赤岗塔对于塔的含义和作用,在当时大多广州人心目中是不太清楚的,他们“往往只是回答说:‘这是菩萨的事情。’……可以镇邪消灾,意味深长,但含含糊糊”[23]。只有伍家、潘家的态度非常明确,“建塔的目的是为了使神的灵魂得以飞升”[24],保佑过往船只平平安安,“给他们整个地区带来繁荣”[25],道光二十四年(1844伍崇曜等行商捐资重修琶洲塔和赤岗塔,谭莹称道:“复两重之保障,仅为科名。造七级之浮图,敢论功德。”[26]

2)医神。大凡有病,就医服药,都要向医神华佗求卜问卦。据亨特《旧中国杂记》记载,有一天,潘正炜告诉他大儿子得了重病,请他帮忙找一位医生上门看病。于是,亨特就带上苏格兰籍医生考克斯到潘家,看过后,确诊为肺炎,病情不轻,赶紧为其开方配药。过了几天,亨特再次拜访潘正炜,问起儿子病情时,他竟然说没能服用考克斯开的药。原来,潘家拿了考克斯医生开的药方之后,在华佗的神位前烧香,然后拿一式三块特制的小木头,一边是平面,另一边是凸面,求神判断这药吃了是好还是坏。判断的方法是将这三块小木头同时抛出空中几英尺高的光景,按它们落地的情形来判断吉凶。可是那次木头落地所得的预兆不吉利。就像潘启官说的“不好彩”——然后又用惊讶的口气说:“真奇怪!考克斯可是头等的体面人物呀!”[27]考克斯是当时在广州行医的两位外侨医生之一,医术高明,口碑不错,但就是因为拜祭呈不祥之兆,结果潘正炜宁可弃药不用,亦不亵渎神灵,足见他们对神灵的虔诚和崇拜至极。

其次,拜佛。潘家、伍家既求神亦拜佛。一方面,捐修佛寺、佛殿,乾隆三十五年(1770),光孝寺重修山门,潘振承捐五十大元[28];光孝寺重修佛殿,伍诒光堂捐银三十大元[29]另一方面,研讨禅理,伍崇曜之弟伍元葵“纵谈三乘法”[30]又其弟伍镜帆“精禅理,常到海幢夜谈”[31]。伍崇曜还为佛书撰跋,“粤雅堂伍崇曜本书跋仍谓:‘慧苑事迹未详,俟考’” [32],表现出较深的佛学思想。

复次,好仙道。潘家、伍家在求神拜佛的同时,还嗜好仙道。如伍崇曜,“半生嗜好神仙,端合楼居七宝。庄严城市,别开诗境”[33]。道光十一年(1831),伍怡和家族将往来于伶仃与停泊站之间的补给船取名为“仙女号”[34]。潘家捐修道观,在广州纯阳观石碑中清晰载道:“十三行而负捐输责任,赫然列于石碑中尚有九行。……潘同孚行捐银五十元。主持捐款者为潘正炜”[35]。伍家辑刻道书,如伍崇曜筑“远楼”为藏书之所,“储书万籖,贮酒千斛”[36],构粤雅堂,为辑书校书之地,“遍收四部图书,尤重此邦文献” [37],辑刻的道书主要有:《孙氏周易集解》,《太上感应篇注》均收入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罗浮志》收入《岭南遗书》。这些书,“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崇曜思刊刻书籍以惠士林”[38]。还有为道书题跋,如伍崇曜《孙氏周易集解》[39]跋,伍氏因王弼《周易注》、李鼎祚《周易集解》之单行本,为人所常见,于是甄录星衍所辑者,命名为《孙氏周易集解》,别为刊行。其书先列经传正文,每条之下分别列出解、注、集解。“解”指李鼎祚《周易集解》,“注”指王弼《周易注》,“集解”指星衍所辑。伍崇曜为此书撰跋,称“其搜罗之备,抉择之精,即不必相辅而行,已觉难能可贵,以视所撰《尚书古今文义疏》,阮文达称其积二十余年而后成者,并足流传不朽矣”[40]。又如伍崇曜《太上感应篇注》[41]跋,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先生以昭代儒宗高才硕学顾于研经证史之暇,特注是书,淳古渊懿,且作俪体文,令阅者如读古书,不忍释手。敦甫协揆文集,称其最为典雅。”[42]还有,清末道光年间,伍崇曜得到道教山志书《罗浮志》[43]的明初印本,认为“是书修洁谨严,尚见庐山真面,探奇者所必须”[44],遂“厘正删补”,考辨仙迹,撰跋文于后,刊入《岭南遗书》,即今人所见之十卷本,使该书得以保存下来,亦足见他道学之深厚,诚如《广州府志》所言:“广搜秘本,……集成大观,而古笈亦赖以传。自此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矣。”[45]

 

三、俗信报德

 

潘家、伍家在长期的生活和经商中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知恩图报,广行善举,厚积阴德,俗信报德。

首先,破财消灾,情殷报效。潘家、伍家得到清政府的特许,垄断外贸,财源广进,“独操利权,丰亨豫大”[46],报效朝廷是理所当然之事,如公行定制的第一条就有“仰戴皇仁,誓图报称”[47]内容,潘振承声称:“商等开设洋行,与番舶夷人贸易,仰沐皇仁,俾得获利,养身家,感戴圣恩。”[48]潘有度也明言:“他对他的利益所从出,及使他自己及其家族现在能处于殷富和安乐状态的主要根源,将以感激的心情,永志不忘。”[49]为此,他们对各种贡银、贡物、军需、河工、赈灾、赔款、济贫、助学等纷至沓来的开销视为报“至国家报效,地方善举,无不竭力输将”[50]就“常贡”一项,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始,每年五万五千两,到嘉庆六年(1801)增至十五万两。[51]而且,“捐输报效,已非一次” [52]。又潘家、伍家依靠从事外贸发家致富,视外商为衣食父母,报答外商也是情理之事,如潘家和东印度公司合作五十年,像潘振承儿子说的那样,接受公司“最大的宽待和厚遇”,所以要“努力进行报答”[53],伍家“父秉鉴,以洋商致富,喜施予”[54],据《广州“番鬼”录》载道:“有关行商方面慷慨大方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55],如潘振承千方百计干预公行的设立,即便在1782年复设,也不对外商构成任何威胁;又如伍崇曜帮助一位生意失败的美国商人重整旗鼓,继续开业。[56]《广州和约》签订后,在朝廷所附600 万元赎城费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资 200 万,伍氏家族所出最多,计 110 万元,潘家出资26万。对这笔巨款,伍家、潘家也看作是一种报偿。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也有详尽记载:浩官本人深信赔财消灾,感谢“风水”保佑,消除一生灾难,使其平安无事,事业顺利发展。为此他把这笔捐款作如下分配:80万元用以保佑自己“生意兴隆”;20万元保佑其长子永远孝顺;10万元保佑最小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他刚好达到六十“甲子”时出生的,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幸运的巧合,即“极品风水”。[57]行商们深知,自己作为官府指定的特许垄断商人,必然要付出相应代价,面对政府的勒派,他们一方面表称“众商仰沐皇上节次加恩,问心本有难安,情殷报效,实出至诚恳切”[58],另一方面使用精神安慰法,把奉献巨款作为转换风水的方式,破财消灾,以保住已取得的外贸特权和既得利益。

其次,捐输乐助,回报社会。据有关史志称:潘振承“乡中善事,知无不为。”[59] “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冠。”[60]主要有:

第一,救灾赈灾,如嘉庆六年(1801),直隶大水,潘家独缴五万两修筑永定河;嘉庆十一年(1806),广州米荒,伍家捐购洋米25000元,折18000两。[61]

第二,公益福利,如潘家在潘振承时代,“置潘家祠田数十顷,以祀奉祖宗,赈孤寡”[62];捐资建桥修路,“漱珠、环珠、跃龙之桥,皆其手筑”[63];捐资助学,“重修华圃书院及紫阳祠,增餐钱,供远来学者,他义举多称是”[64]。嘉庆十五年(1810),潘有度与伍秉鉴等行商捐数干金于洋行会馆,开设种洋痘局,免费为市民接种,“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赀,活婴无算”[65],先后有一百万人收益,开了中国群众性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之先河。嘉庆年间,伍家“凡桑园围、大石围捐款,军需捐款,小者三四十万,大者五六百万”[66];道光初年,与广利行卢家合捐十万两将桑园围改筑石堤,为当时珠三角大型水利工程。[67]

第三,资助军需,道光六年(1826),新疆军需,伍家捐饷100000两。[68]道光十五年(1835),潘正炜与其他行商出资五万二千多两,加强珠江口炮台建设;[69]道光二十一年(1841),潘同孚捐资26万元、伍怡和捐资一百一十万元购买西洋铁炮;[70]道光二十二年(1842),伍家捐炮台、铸炮银70000两。[71]等等,在家国危难、民族存亡关头,潘家、伍家总是带头慷慨解囊,报效国家。

潘家、伍家俗信报德,常怀感激之情,多行善举,厚积阴德,多年来致力于护国安邦,发展地方公益和福利事业,赢得口碑,潘有度曾获道光皇帝“乐善好施”[72]匾额奖励;潘正炜也获得道光皇帝“毁家纾难”[73]的美誉。伍崇曜去世时,“省垣官吏及泰西官商咸往祭奠,有唏嘘泣下者,其为人敬慕如此”[74]

 

四、结 

 

综上所述,以潘家、伍家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他们的俗信是多元的,属泛神信仰,既有神秘的古香,也有浪漫的洋味;他们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无奈,都以温和的方式出现,其旨在自保,以求得心安理得,满足精神安慰,纯属个人嗜好和家族俗信,实质是极端功利主义,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的宗教在更大的范围内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神灵崇拜,是一种与西方宗教截然不同的‘准宗教’,不同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极端功利性。无论是今生功利还是来生功利,从来就是中国平民百姓崇拜神灵、信仰仙佛的动机。”[75]可幸的是,他们的俗信,既不影响别人,也不危害社会,如亨特所言:“在宗教、或某种崇拜的体系、或某种对‘灵魂世界’的信仰这一类事情上,再没有人像中国人那样宽容的了。无论一个人宣称自己信仰什么,谁都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或遇到麻烦。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回教徒、孔门弟子和老子的信徒,都享有心安理得的信仰自由。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种,只要不是强加于人的,不是崇尚武力的(宗教本身就该是这样),都不在禁止之列。……只要不惹恼当局,教徒们都能够平静地过日子。”[76]当然,作为独享清政府特权的十三行商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必须服从于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 [77]是不容置疑的。然有些俗信,非但无害于社会,反而有益于家国,如俗信报德表现出来的感激之心、报效之沈、乐善好施、厚积阴德等等,由此看来,民间俗信中的一些有益成分,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份,是可以,也是应该继承和弘扬的。

 

【注释】

[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黷货》。

[2]本文所述的潘家和伍家主要以潘振承、潘有度、潘正炜祖孙三人以及以伍国莹、伍秉鉴、伍崇曜祖孙三人为考察对象。

[3][9][10][13]郭璞:《葬书》内篇卷一。

[4][11][18][72]潘福燊:《潘氏族谱》(番禺),民国九年(1920),第30-31页。

[5]钟葵:《河南的繁荣从“龙尾”开始》,广州:《广州日报》,200964,第24版。

[6]陈徽言:《南越游记》卷6,广东:广东高教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05页。

[7]罗国雄:《海上明珠沧桑录》,澳门:澳门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8]姚廷銮:《阳宅集成》卷一,《丹经口诀》。

[1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景物下》。

[14][16][66]伍子伟:《安海伍氏入粤族谱》卷一,1956年油印本。

[15]《广州人发祥地飞鹅岭,肇始羊城4000年古老文明》,广州:《南方日报》,200516日,第8版。

[17]《九朝圣训·世祖章皇帝圣训》卷五,《谕外藩》。

[19][20][34][55][56][57]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骆幼玲、章文钦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第77页;第52页;第32页;第32-33页;第34页。

[21]周湘:《广州外洋行商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2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23][24][25][27][76][77]威廉·C·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章文钦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第9页;第211页;第32-33页;第134页;第135页。

[26]谭莹:《乐志堂文续集》卷二,《代潘德畲廉访伍紫垣察请同修赤岗、琶洲两文塔启》。

[28]《光孝寺重修山门碑记》,载谭棣华:《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29]《光孝寺重修碑记》,载谭棣华:《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30][31]伍元葵:《月波楼诗钞》卷四,《哭三弟文园四首》。

[32]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页。

[33][36]谭莹:《乐志堂文集》卷一一,远爱楼记》

[35]冼玉清:《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37]谭莹:《乐志堂文集》卷一一,粤雅堂记》

[38][45][54][60](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九,《伍崇曜传》。

[39]孙星衍撰,十卷。

[40]《粤雅堂丛书》第十六集,《孙氏周易集解·跋》。

[41]惠栋撰,二卷。

[42]《粤雅堂丛书》第十二集,《太上感应篇注·跋》。

[43]陈槤撰,十卷。

[44]《岭南遗书》第三集,《罗浮志·跋》。

[46]《彭刚直公奏稿》卷四,《会奏广东团练捐输事折》。按梁嘉彬考证:所谓“丰亨豫大”者,乃十三行拥资雄厚之形容词。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47]中荔:《十三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人民政府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49][53][61]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卷三,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第61页;第26页。

[50]潘月槎:《潘启传略》,转引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51]故宫博物馆文献处:《清代外交史料》,第一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1968),第6页。

[52]宫中档奏折原件,嘉庆朝,第007167号,嘉庆七年一月十一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粤海关监督三义助会衔折。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北京:《历史档案》,2002年第2 期,第17页。

[59]管林:《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页。

[62][63]张锡麟:《矩园文钞·潘谏卿墓志》(下)。

[64]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五,《北东园笔录》。

[65](道光)《南海县志》卷四十四,《杂录二》。

[67][74](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十四,《伍崇曜传》。

[68]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卷四,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69]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二,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1968)影印。

[70]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358页。

[71]齐思和:《鸦片战争》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73]潘月槎:《潘启传略》,转引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75]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    录入编辑:方拙  

 原文来源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站  引载: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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