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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天下徽商|龙行天下顺德“犹太人”  

2013-04-23 23:44:21|  分类: 五星推荐精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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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

    众存族产转化为祠产,也是祠产的重要来源。如明代祁门十五都奇峰大姓郑氏,曾祖郑仕素曾买下一处风水坟山,以后作为众存山场遗留下来。万历十二年,郑仕素公支下众议:“无问众已多寡,所买分籍及本家子孙续买本家□分籍,俱尽数立契将前山花利山骨入与曾祖祀内,永远为业。”〔15〕宗祠价买了族人手中众存山场的分籍,山场由宗祠统一管理,众存山场就转化成为祠产山场。万历九年休宁三十一都二保靖安里张姓宗族,其杭、mín@⑦二支下张德培等十九人,原“承祖讳廷凤、登仕公安葬本都坑口七保优字号山内,今为张齐保原葬父母在山,乾山异向,因为杭、mín@⑦支下子孙繁衍,难免侵害,”因而由众清明会出备山价银四两给张德培等人,买下他们的分籍,山场归众清明会〔16〕。清明会是宗族祭祀祖先的会社组织,一般都拥有族产,实质就是祠产。这些众存山场,通过价买方式转归清明会所有,成为宗族祠产。还有,明末徽州某县四都一图汪姓汪乔等人,原有承祖来龙山及续置众存山场,因“人心不一,未有定规,以致戟伤树木,伤坏来龙。”于是在崇祯十年众议,将“各房分法并已买分数”,“立契出卖与众清明会内为业。”同时众蓄木荫屋基和祖茔风水山也一并立契出卖与清明会,不得“存留分毫”〔17〕。看来,众存山场通过宗祠价买或统一管理的方式转化为祠产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这种转化,是宗族组织对族产的管理经营进一步加强的反映,也是宗族组织经济权力增长的明证。

    宗祠利用买卖典当等手段兼并私产,是祠产扩展的主要途径之一。《qǐ@⑧祥公会田地文契抄白》中,自万历二十九年至顺治十年的三十二件卖契里,有三十件卖契都是由汪姓族人出卖私产或众存族产分籍给汪qǐ@⑧祥公会。六件当契则全部是族人将田地典当与qǐ@⑧祥公会。出卖典当私产的原因,有“欠少使用”,“积欠累年钱粮及实征造册使用无措”,“欠少会银”等等。祠产在扩展过程中,兼并族人的私产是毫不留情的。在明天启七年吴姓友恭堂的《查账契录》〔18〕中,出卖田地塘屋给友恭堂的卖契约计五十三张,其中吴姓族人出卖私产的卖契就有四十七张。看来祠产扩展时的兼并私产,主要对象是本宗族人。

    宗祠利用族众神主入祠入座、添丁、嫁女娶妇使用公堂、中举任官等收取银两,以增加祠产的作法,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是极为普遍的。嘉靖初,歙县潭渡黄氏宗族议卖黄元伟屋地,以图建立德庵公祠堂,因经费缺乏,众议:“四门内凡有孝子顺孙,欲为祖父立主以配附德庵公享祭者,每主出银三十两。”宗祠建成后,又议:“进主以十为例。前出过三十金者,许子孙补进二名。”〔19〕清代,黄氏大宗祠所定进主之例:“子孙进祖父之主者,纳五金。春秋颁胙。”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鸿显公的女婿为岳父进主,被允许。于佑公的两个女儿已嫁人,为父进主,“其金不及例”,拿不出五两银子,“众义而与之。”有仆人叫张三爱,为其故主进主,但“金不时具,百计假贷”,“众尤以为义,免其金而进之。”黄氏宗族的“母祠告竣,进主例纳二金而不颁胙。节烈则迎请而不输金,所以崇潜德也。”〔20〕这些人的进主所以获得优免的待遇,是因为宗族认为他们的作法和行为,体现了“忠孝节义”的封建最高道德,为了鼓励表彰,对他们施行免金进主的政策。歙县稠墅《汪氏祠规》中“晋神主”一项说:“嗣后正主议以九五银二两四钱外,备主一钱,贴祭一钱;附主、母主九五银一两一钱,备主一钱,贴祭一钱。……其有节孝可风,名宦乡贤,公请入祠,以示表扬,免其出银。”名宦乡贤也被施行优免,公请神主入祠。清代潭渡黄氏大宗祠还规定了一系列输赀入祠的定例:“新娶者五分;初诞者五分;再诞者三分;冠巾者三分。预先交银入匣,各给红鸡子四枚发兆。其入学、纳监、登科、发甲、入仕者,酌量输赀多寡给以花红。”〔21〕凡族人家中有新娶、诞子、冠巾、入学、纳监、登科、发甲、入仕者,均须给宗祠输赀。乾隆二十一年,程氏宗礼同伦堂打算重修仲繁公统宗祠,但征集到的各派乐输银只有一百八十余金,资用不足,因而援旧例,秩下有孝思者进其高曾祖考牌位附祠享祀,须交进主金。由于“祖庙礼关隆重”,并不是有钱就能进主,必须是“先达名人、有功德暨居乡品行端正者”的神主牌位才可入祠。先达功德之人交纳二金。居乡有品行者交□金外,仍须“各输田实租一秤以备祀事”〔22〕。从以上情况看,以神主入祠入座的输银为多,一些贫困的孝子贤孙,为了先祖的神主能入祠享祀,被迫典卖田地。万历二十七年,吴世炜、吴世焕等人,“因大宗祠进主,本枝世祖派该分下银两无措”,只得将三号地山典当与吴彦能名下〔23〕。歙县唐模许荫祠的祠田,大多也是利用族人“神主入祠”所交纳的白银购置的。而所购田业,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本宗族人。

    宗祠利用贮匣银放贷给族人,收取利息以增值祠产的作法,在徽州也很普遍。潭渡黄氏宗祠收入的银两,“除元宵等用、值年者照规支费,余积分领,纳利以归于公。”清康乾年间,徽州张姓成立本宗族文昌会,制定的会规中有议会赀每股各出租谷五秤,共计谷□秤,照文会时价每秤□算,共谷银□,存店生息,以作日后敬仪之费〔24〕。“除备敬仪开支外,余银入江阴店生息。”宗祠贮匣银存店生息,一般来讲都贷给本族人开设的商铺、商行,这样既能帮助本族商人解决部分经商资本,又使祠产的生息增长有比较可靠的保证。关于祠产贮匣银借贷的利息在《明天启七年吴友恭堂查账契录》中有这样的记录:“祭殿下银当出生利,二分起息。吴士源本银二两,每年该利四钱。昭虞叔本银一两五钱,每年该利三钱。吴志叔本银一两五钱,每年该利三钱。”也就是年利二分。在《金氏仁明祀簿》中的记载也如此:“金丁楚借银四两,每年其子金尔惟交利八钱。”在《曹氏清明会簿》中,记录的借贷利息也是二分:“咸丰七年发宝借去钱三千文,九、八年利一千二百文。”但也有高于二分的例子,如万历三十九年谢世魁等人借到“敦本匣名下纹银十两正,每月加利二钱五分正”〔25〕,年利就是三分了。二分三分的年利,对于族众来说应该不算高。明代金陵的典铺“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26〕因此宗祠贮匣银的低息借贷,无论是对族众,还是对宗祠都是有利的。这种互惠的借贷对于徽商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徽州宗族最初拥有较少或根本没有祠产,但往往拥有众存族产。明中期以后,祠产发展较快,同时部分众存族产逐渐通过价买或由宗祠统一管理等手段转化为祠产,从而形成众存族产、祠产在明清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

    宗族产业不允许析分和盗卖,只进不出,如果发生盗卖等情况,宗族要给以严厉惩罚。在明代的法律条文中,也有保护族田的规定。如《明律》载,有典卖族田者,“问发旁卫充军。”清代法律亦规定不准私卖祀产义田,违者杖责枷号甚至充发,而田产仍归原族收回。对于盗卖等事发生,除责令当事人取赎外,“仍照祖墨以不孝论罪”,“听众执此文鸣官理治”,并“削支,不许入祠。”在万历四十六年,程本和等四房众立《合同》中说:“其所存祀产,枝下子孙〔丝〕毫不得私于售人。如有此辈,众誓于怀德堂,先以家法,随以官法重治之,责令取赎仍外加罚。”〔27〕万历二十二年,祁门凌氏宗族共立《合同》中说:“今有承祖山场、买受祖坟山一号,……日后毋许私自变卖他人,同众商议卖与本家内人即可。倘有不好,卖与他人,听众投里赍文责令卖身赎回,复祖之恩。”〔28〕不惜将盗卖族产的族人卖身为奴,也要赎回族产,可见宗族保护族产的坚定决心和惩罚手段的严厉。

    族产不许析分,又严禁盗卖,只进不出,通过明清两代的发展,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以致到清末,徽州约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山林都成了族产,其中尤以山林占的比重更大。笔者在祁门县档案馆看到一份《祁门县结束土改中处理山林的几个具体办法》的报告,其中说:“山林的占有,根据了五区的文堂村(可以代表一般村庄),山林为公堂祀会占有数字较大。全村的山林总数为5252. 61 亩, 公堂祀会就占有4600亩。(其中地主仅占一小部分。)”按报告提供的数字资料算来,宗族山林占到全部山林的87.6%。祁门文堂是陈氏宗族盘踞之地,陈氏是祁西望族,宗族势力极为强大,族产占绝对优势并不奇怪,不过,《土改报告》说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文堂的例子可代表一般情况。 笔者1987年采访休宁时,曾参加过土改的杨慰民先生说,土改前,休宁县山林的百分之九十属族产。徽州本是山区,山地丘陵占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因而族产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在清末徽州是普遍的。徽州有句俗话:“穷村乡,富祠堂。”正是这种宗族产业强大,私家产业弱小的真实反映。

    明中叶以后,随着徽商的崛起,徽州的宗族制也不断加强,至清中叶,宗族几乎控制了乡村的行政、司法、经济、宗教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成为封建基层实际上的管理者和统治者。庞大的族产是造成强大宗族的必要条件。族产占绝对优势的状况,使宗法关系强化,宗族的经济实力增强,有利于稳固和扩大宗族声势,同时也是宗族组织收族服众的经济基础。族产除用于祭祀、修谱、葺祠、缴纳赋税、官司等外,不少还用于赡贫济老、兴学应举及渡荒救灾之用,具有族内公益福利的性质,虽不能解决社会的贫富不均,但也还能救助族众中个别的燃眉之急,使失业的子孙不致流离失所,使族中奄奄待毙者不致饿死沟壑,体现了宗亲关系中的融洽友爱,部分缓和了宗族内的阶级矛盾,在团聚安定宗族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族众正是由于有族产这层利害关系,才会俯首贴耳听命于族长的权威。此外,族产相对庞大,私产相对渺小,也是徽人游食四方,徽商崛起江湖的一种客观要求。徽人十之六七经商于外,只有老弱妇孺在家撑持门户,遇有天灾人祸,渡日都艰难,更不用说保住私家产业了。宗祠一般都置有义仓,灾年就用义仓谷物救济族众,使其免于彻底破产。宗祠将贮匣银借贷给没有本钱的族众去兴贩,一年或几年之后将本息还清即可。许多徽人为衣食所迫才去四海经商,一些人在迈出经商第一步时,是依靠向宗祠贷本才得以商途起步。同时,族产的雄厚,使徽商为自己商场失意预留一条退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锐意进取。这正是徽商在发财之后,积极捐输族产的根本原因。然而族产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对乡村封建势力的稳固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无疑对封建社会的瓦解,新生产关系的诞生,都是极为不利的。

    注:

    〔1〕《朴溪潘公文集》卷5《胡氏小宗祠记》。

    〔2〕《覆@⑨集》卷6《率东程显公墓说》。

    〔3 〕《竹字阄书》原件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以下简称“历史所”)。

    〔4〕《凤山余氏福字阄书》。原件藏历史所。

    〔5〕《万历28年休宁江村洪岩德等阄书分单》。原件藏历史所。

    〔6〕《康熙元年祁门官塘许曰攀等分家阄书》。原件藏历史所。

    〔7〕《乾隆39年姚阿汪立分析阄书》。原件藏历史所。

    〔8〕《道光二年立宗祠杂支账》。原件藏历史所。

    〔9〕参考拙著《从“李氏山林置产簿”看明清徽州山林经营》,《江淮论坛》1992年1期。

    〔10〕《桃溪潘氏本宗谱》卷8《墓田记》。

    〔11〕《安徽通志》卷1196《义行》。

    〔12〕《潭滨杂志》上编《义仓》。

    〔13〕《天启7年裔孙洪天南等立输契》,原件藏历史所。

    〔14〕《一本堂寝楼乐输门收支簿》,原件藏历史所。

    〔15〕《万历12年祁门郑氏合同》,原件藏历史所。

    〔16〕《齐保公置产簿》第3契《仪约》,原件藏历史所。

    〔17〕《崇祯10年汪氏合同》,原件藏历史所。

    〔18〕《天启7年友恭堂查账契录》,原件藏历史所。

    〔19〕《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5《附建祠立主合同》。

    〔20〕《潭滨杂志》下编《进主》。

    〔21〕《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5《黄氏大宗祠初刻祀产簿序》。

    〔22〕《程氏宗祠同伦堂公票》。原件藏历史所。

    〔23〕《万历27年吴世炜等当地山契》。原件藏历史所。

    〔24〕《康熙58年张姓宗族文昌会根源》,原件藏历史所。

    〔25〕《万历39年谢世魁等立借约》,原件藏历史所。

    〔26〕《金陵琐事剩录》卷3 (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

    〔27〕《万历46年程本和等四房立合同》,原件藏历史所。

    〔28〕《祁门凌氏誊契簿》第67契《合同》,原件藏历史所。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加付,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石加且,左右结构。

    @③原字为扌加肯,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扌加卦,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土加曷,左右结构。

    @⑥原字为(假)去掉亻。

    @⑦原字为日下加文,上下结构。

    @⑧原字为王加己,左右结构。

    @⑨原字为西下加倍去亻右加瓦。

 

(资料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2)

 

顺德由“划船者”变“掌舵人”(图)

2012-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杨大正

  释 题

  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明星,素有改革精神的顺德自2009年9月实施大部制改革以来已经两年多。从41个党政机构精减为16个、撤镇设街道构建“一级政府”、申报548项取消或优化的审批事项,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具体的管理职能,顺德大部制改革跳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逐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在大部制改革中,无论是精简行政机构、减少审批事项,还是让社会组织参与管理,都体现了“放权”的核心理念,展现了政府敢于“自我革命”的决心,由原来的“划船者”变成“掌舵人”,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共治,真正做到“社会管理社会办”。

  探索:不争论,坚决试

  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后不久便对顺德提出“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积极探索”的新要求。第二年,顺德被列为广东省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唯一的县级试点单位,并由书记汪洋直接挂点联系。

  在2008年11月的广东省特区经济会议上,汪洋钦点顺德参加。作为唯一的区县级与会单位,顺德和深圳、珠海、汕头、广州等一起被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共同探索大部制。

  同年年底,顺德区的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开始准备,耗时近10个月完成。

  2009年9月,顺德大部制改革正式启动,公布了被外界称为“石破天惊”的改革方案,41个党政机构精减为16个,改革精简幅度近2/3。

  除机构数量的减少外,顺德还试行党政合署,党政联动一起改,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区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区工会、共青团区委、妇联、工商联、残联一同组成了新的党委“社会工作部”。

  为了精简行政层级,顺德实行了部门首长负责制,并增设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并参加区联席会议。

  在顺德大部制改革实施近半年后,汪洋在珠海召开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力推大部制改革的“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

  汪洋说:“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之一,顺德今天遇到的问题,其他地区明天将要遇到;顺德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丰富的改革经验,破解科学发展难题的能力强;顺德名扬省外乃至国外,在这里成功实现科学发展,示范效应会更大。”

  巩固:小政府管好大社会

  2011年7月14日,汪洋在顺德调研时指出,巩固大部制改革成效必须深化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小政府”,建设“小政府”必须建设“大社会”。要求顺德勇敢地承担起探索全省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任,成为广东社会建设的尖兵。

  为巩固、推动大部制的改革成果,顺德在2011年9月开始着手制定社会体制综合改革的方案,目标建立“大部制、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职能从“划船”向“掌舵”转变。

  除了借鉴香港及新加坡这两个典型的“小政府管好大社会”的地区经验外,在顺德区本地的尝试所体现的实践效果也给顺德的改革者以信心,通过“分权”把民间组织嫁接进现行体制,逐步地让更多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具体管理职能。

  汪洋在听取顺德改革专项汇报时表示,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让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覆盖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每一项经济和社会活动,“但都是社会组织,不是我们(政府)组织。”

  深化:等待化学反应

  在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顺德梳理出改革深化面临的“三大矛盾”,向汪洋书记作了汇报,汪洋充分肯定了顺德的强烈改革意识。

  在2011年八、九、十三个月内,顺德先后推出审批制度、农村综合体制和社会综合体制的三大改革,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顺德提出将进一步深化“大部制”改革和“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在未来3到5年实施撤镇设立街道,变为“一级政府”,成为我省首个明确构建“一级政府”治理结构时间的地方政府。

  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德的资源得以有效整合,通过完善区镇两级的权力结构,使宏观、政策、资源型的权力集中在区级,具体管理和服务的权力和事项由镇街行使。

  在审批具体事项上,顺德审改办把每个部门的审批事项清理出来,整理成一份1600多项的“权力清单”。通过反思和梳理,顺德理顺了哪些权力有价值,哪些没有必要存,并于2011年向省里上报了548项需取消或优化的审批事项。

  角色:“划船者”变“掌舵人”

  顺德大部制,推行的是“减机构不减职能、减机构数量而不减人员”相对于其他地方大部制改革产生的十多名副局长遭到热议,顺德最棘手的人事晋升“也已理顺”,原来的局长、副局长、局务委员格局,已经调整为局长、常务副局长、副局长的新格局。

  “大部制只是开始。”顺德区委、区政府副秘书长李允冠表示,大部制的核心并非部门之间的简单合并,成效也不仅仅体现在于某个节点的改进。“不是部门整合了就是大部制,整合之后,我们还要注重部门内部权力重组和流程再造,这样才能保证效率,确保不反弹。”

  在部门整合方面,据李允冠介绍,整合后的大部门用了4个月来调整各个科室职能,通过内部优化,让各科室的职能运行更顺畅,审批流程也更加简化20%的事项经过局领导,80%的事项由业务主办科长就能终审。 李允冠告诉记者,“大部制只是开始,放权才是核心。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体制和机制。”

  报道回放

  自2009年9月顺德大部制改革启动以来,南方日报对顺德等地的大部制改革进行了系列报道,掀起推行大部制改革的热烈讨论。

  2009年11月份,南方日报以A01版《顺德大部制改革“满月”透视》,报道了顺德起初在精简政构、党政联动等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以及顺德突破旧思维、打破当前利益格局的决心。

  在过去的两年里,南方日报通过《广东顺德撤镇设街改革质疑不断 变革没有回头路》、《广东顺德政府再瘦身 3年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广东顺德将撤镇设街道 构建“一级政府”》、《顺德拟优化或删减5000余项行政审批》、《广东顺德“自我革命”还权社会 深化大部制改革》等报道展现了顺德大部制深化改革的进一步举措,并以专题形式发表《为何顺德必须转向“小政府大社会”?》,邀请专家、学者等人士共同探讨改革方向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现场

  今年的3月31日,南方日报记者走访了大部制改革试点地顺德。

  1.郭锦枝是容桂街道华口村村民,最近刚刚搬进了新房。而在之前,由于村里修路占了他家约4平方米的宅基地,郭锦枝一直无法报建翻修房子。从2003年开始,尽管他多次赖在国土、城建和规划等部门,磨破了嘴皮子,却遭各部门相互“踢皮球”,让这位老实巴交的村民有气无处发。

  2009年,顺德启动大部制改革,区委、区政府由原来的41个部门削减到16个,其中国土、城建、规划等部门一同合并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这一合并给郭锦枝带来了福音,村支书刘映南迅速帮他去新的部门办好了报建手续。

  拖了七八年,郭锦枝终于建起了4层的小洋楼。一楼临街的门面租给商家,每月光租金就有6500元。

  2.和郭锦枝一样,同住容桂街道的罗小姐最近也感受到了这种方便。3月15日,不慎遗失港澳通行证的她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顺利在容桂行政服务中心办好了补领手续。

  大部制改革之前,容桂街道居民申领港澳通行证必须驱车经容奇大桥前往顺德区政府办理。大部制改革后,顺德区公安局将审批办证权下放,自去年8月5日起,容桂行政服务中心开始接受顺德本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个人游的首次办理、换证和遗失补发工作。

  在容桂街道办事处,刘小姐用“受宠若惊”来向记者描述自己的感受。之前,她曾向维稳中心投诉邻居房屋违章搭建,维稳中心组织环运城管局和居委会先后到现场进行了两次调处,最终拆除了违章建筑。

  方 法 论

  “顺德区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是一次全方位、宽幅度、深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力度之大、创新之多、效果之佳前所未有。” “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调研组成员郭伟伟在谈到顺德的大部制改革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大部制改革的核心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应逐步实现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的过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动才是真正的改革。”广州市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利文

  南方日报记者 杨大正

  实习生 罗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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