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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梅州丰顺县一支潘氏由黄氏改姓潘氏  

2011-11-13 20:34:37|  分类: 广东潘氏大宗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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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县《玉湖埔龙黄氏族谱》载,丰顺县黄氏还有二支改姓的:
   “汤坑虎头岽千二郎公之后,一支迁潮阳贵屿,改姓李”;“九昌公之后子煊公迁揭阳县蓝田都水雩巷,改姓潘氏。”

 
丰顺县汤南镇的罗姓。
   罗姓在县内素称大姓。根据族谱记载:其始祖罗安于南宋末年由福建莆田迁来,但至明朝时还算不上强姓,与其他潘、胡、黄、林、张、邓、曾、廉、泷、黎、刘、廖、邢、丘、李、王等十七姓共居
 
作者:田礼禾  
  从多姓村到单姓村:东南宗族社会生存策略研究
  ——以粤东丰顺县为例
  
  曾祥委
  
  提 要:通过丰顺县的个案,探讨福建、广东普遍的单姓村聚落的形成原因。田野作业结果表明,丰顺的单姓村,原来多数是多姓村,人们趋向大人口群形式聚居,后来被单姓村取代。强姓以兼并、驱逐以致肉体消灭的方式实现村落的宗族占有。笔者认为:南方丘陵地区小水源水稻耕作的经济形式及其引起的生存斗争导致了客家大人口群聚居的生存方式;宗族由于有更多的统合手段,更缜密的组织,得以最后取代异姓聚居群。在这个过程中,地理环境、时间长度和技术发展水平都有影响;生存需要决定客家的文化,生存斗争是客家传统社会的原动力,姓氏、宗族组织、祖灵崇拜、神明崇拜等等,都是客家的生存策略。
  关键词:宗族 多姓村 单姓村 生存策略
  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的学者,发现这里普遍呈现单姓村聚居形式,与其他地区大异其趣。
  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说:“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合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①
  东南沿海的宗族何以采取这样的聚居形式?学界迄今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作者选取粤东丰顺县进行考察,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一、区位背景
  丰顺县位于广东梅县、汕头两地区交界处,与梅县、兴宁、五华、大埔、揭西、揭阳、潮州为邻。古代著名的揭阳岭距县城只有十余公里,古道蜿延,至今还有隋末陈政、陈元光和宋代朱熹的遗迹。榕江北河的支流夹城而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水运仍很兴旺。大批货物由此处上岸,再由挑夫送往梅县的畲坑等处。而山区的各种土产则由此处下船,运往下游的“潮揭三阳”。作为货物的集散地,交通、运输、商贸、服务行业一直兴旺。五十年代后,水运衰落,仅靠一条公路沟通外界,货物集散地的功能消失,商贸随之受到影响。五、六、七十年代曾建立过一些国营小工业,进入八十年代后大都破产。近二十年来,民间发展五金加工业,逐渐形成一定规模。但整个县仍以农业为主。汤坑镇是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十年代初,常住人口已近万人,五十年代改为县城后,人口一直增加,近年已达八万余人,县城的范围也大大扩大。城内通用潮州话和客家话。以城为界,东南是潮语区,揭阳县界仅五公里,西北则为客家语区。县城一带三十里方圆的客家话,被称为“半山福”,意为既有山客话的特点,也有福佬话的特点,与揭西、新丰县城和福建汀州的客家话最为相同。如果从人口的比例来说,丰顺县的客家人约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潮州人约占百分之十五。而在城中则不感到那种人占优势。
  根据史料和地方文献以及族谱的记载,该地的人口是明初以后重建的。宋末元初,梅江和韩江流域的许多宗族参加了文天祥的抗元斗争,遭到元军的残酷镇压,“兵败,地为之墟”。明初以后,闽西、闽南大量移民进入该地,形成了今天的人口格局。目前,该地的宗族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迁入的。都可泛指为“客家”。
   宗教背景,民间普遍建有“老爷宫”,敬奉三山国王,大王爷(刘)、二王爷(关)、三王爷(张)、北帝、七姑娘等神祗。其中,二王爷关公的崇拜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城内有两处专门的关爷庙,一在县城东边的制高点金瓯山顶俯瞰全城,另一在老城的中心十字街处。老城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叫“关爷前”,庙前的横街左为“布街”,右为“米街”,都是旧日殷实商家所在。整个县城的商业区,都以关爷庙前为中心扩展而成。
  此外,佛教在当地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五十年代以前有数处寺院尼庵,其中城北太平寺最为有名,是近代名人丁日昌读书处。近年香火鼎盛,地盘亦相应扩张,有大批信众。
  外来宗教在当地发展较早,民国时有基督教、天主教堂共四处。基督教的各个派别如长老会、浸信会、安息日会和聚会处都有组织。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办有学校,信徒达数百人。
  笔者的考察,主要在县城附近的汤坑、汤西、汤南、北斗、东联等镇进行。
  二、单姓村:宗族兼并的结果
  田野作业的结果表明:单姓村的现象在丰顺县几乎没有例外。原来多姓共居的许多村落,慢慢也变成了单姓村。单个的宗族总是倾向大人口群共居;同姓宗族也趋向共居,产生大面积的同姓村落群;同一地域性的同姓用联宗的方式表现出追求大人口群的趋势。
  个案一,汤西镇的新棠寨。
  现在是曾姓的村落。但是,村中保存的一块清朝道光庚寅十五年的公约碑,表明这里原来是多姓村。其文曰:为遵守前约立碑申明以肃寨规事,缘我新棠寨自康熙初年韧建,世居此寨者,惟曾、陈、刁、梁、朱、李、黄七姓同居,耕读为业,世相亲爱,至今一百六十余年,但前辈成议立约,必祖父在此世居嫡派,前有移出他处者,后裔方许入寨,至他乡异姓,并七姓中之同姓,非我世居子孙,断不容入寨插居,兹因日久人繁,恐有不肖招引匪类入寨滋事,故众议立碑申明,永彰古例,有敢违约,将招引者合众送官,务宜恪守前规,毋犯禁约,则和气致祥,万福攸同矣。
   道光庚寅十五年冬月立
   从该碑看:
   该寨立寨于18世纪初,其时七姓共居,可见仍处于人口不拥挤或稀少状态,需要多姓力量守望相助;
  其曾姓由近处的河沟村迁来,仍要与他姓共居,可见,曾姓仍力量有限;
   19世纪30年代即道光年间,该寨仍七姓同居,但已经人口拥挤,可能已出现打破平衡的状况,因此,有必要立碑禁止外人迁入;
   该寨到民国时,已变成曾姓的单姓村,因而,从19世纪30年代起,到上世纪初,是其他各姓消失的时间,曾姓的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最后独占了该寨。
   于是,出现一个问题:原寨中的其他六姓那里去了?
   目前所知的情况是:
   寨中原有的刁、梁、朱、李四姓后来下落不明,在汤西镇范围内,四姓并无大人口群。换句话说,是弱姓;
  黄姓,在同一镇内有万人以上连片居住的人口群,但新棠寨附近,并无黄姓村落;
   陈姓是曾姓强邻,其力量总体上强于曾姓,自清朝同治年间起,两姓交恶后,时常磨擦,甚至械斗。
   该寨曾姓,发脉于寨西不远处的河沟寨,属曾温氏,连同邻近的新洋、和安连片同姓居住,目前已近5000余人,形成一个较大的聚居群。
   个案二:汤南镇的罗姓。
   罗姓在县内素称大姓。根据族谱记载:其始祖罗安于南宋末年由福建莆田迁来,但至明朝时还算不上强姓,与其他潘、胡、黄、林、张、邓、曾、廉、泷、黎、刘、廖、邢、丘、李、王等十七姓共居,共建有红狮古庙,祀三山国王。但是,这个古庙,现在只剩罗姓人承祀了。目前,汤南罗姓连片四万余人居住,上述不少姓氏都不见了。据调查:到明朝初年黄姓还很强,曾经在官司上胜了罗姓,使罗姓八世祖气得吐血。后来明末崇祯年间,出了进士罗万杰,曾任吏部主事,此后罗姓成了当地最强的大姓,到清初时人口已达万人,连地名也改成“罗家约”
   清乾隆三年,设置丰顺县时,揭阳县蓝田都九、十两图划归丰顺县,但世居此处的罗氏不同意。其理由是:“本族数百年来,属潮州揭邑,传统习俗,学子从师,士子科场,习农学艺,商贾买卖,皆趋潮汕。北方崇山峻岭,客家习俗,语言不通,罗氏宗族向来世代簪缨,科甲蝉联,若划归丰顺县,恐仕途闭塞,科甲无望,请求勿划归丰顺县。”官府只好与罗氏签约:“罗家如划为丰顺县后,五十年内如无殿试科甲,则可重归揭阳县。”②后来,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罗龙光会试中五十四名,殿试三甲第四十三名进士,至此罗家约才永归丰顺县管辖。
   罗姓强盛起来后,人多势众,其他各姓在清初后纷纷迁走。现在隔河不远属揭阳县的汾水,地方不大,但姓氏繁多,据了解有不少是当年被迫从现在罗姓的地方迁出,到这个边缘的地方立足的。
  目前汤南镇53个自然村43000人中,杂姓合共不超过1200人,其他的都是罗姓,其中新楼的新埔黄,现有100人左右,曾经姓罗,直到50年代土改以后,才复原姓。
  调查时,罗姓乡民的回答是:杂姓“从清初开始大部分陆续迁走了,一部分不想迁走的自愿改姓罗了。”
  个案三:汤坑镇徐姓。
  现在的三汤片,大姓素称“徐、罗、张”,都是联片数万人聚居,徐姓排在首位。
   关于徐姓的发迹,通常被归决于祖上得到了好风水。其中一个故事流传甚广:
   徐姓原来人口不多,处于弱势,而舅家杨姓,有一穴好风水,叫“金鹅孵卵”,做外甥的徐姓偷偷挖了个邃道把自己先祖的骨殖放到舅家祖先骨殖的后面,吃到了龙气。结果人丁就发达起来了。
   另外一个调查的材料是:徐姓原来很弱,与黄姓舅家共居,受了风水先生的指点,在黄姓的祠堂边搭寮,慢慢地就占了黄家的风水,于是发达起来了。
   徐姓人传说的版本也说宗族发达得力于祖上的好风水,但是却没有巧取的手段。埔头寨流传的故事是:
   原来这里是舅家黄姓先居住的,阿舅的风水术十分高明,寨后两穴风水地都是非常好的地方。后来徐姓老人过世,徐黄氏就去求叔伯,要来了一穴风水。再往后,徐黄氏丈夫又去世了,于是再去求黄姓老大,因为是兄妹,黄姓老大只好把剩下的那穴风水也给了妹妹,叹口气说:“给了你黄姓就发不起来,只好搬走了。”果然,后来徐姓慢慢壮大,而黄姓则立脚不住,只好搬走。但徐姓一直尊重舅家,没有占黄姓的祠堂迹。
   个案四:揭阳县玉湖观音山的黄姓。
   此处的黄姓数万人聚居。据族谱记载是丰顺县汤西的大罗迁去的,地方与丰顺县相联,现在还讲客家话。
  在观音山村子邻近的地方,有一片废墟,黄姓的一位乡民,不无自豪地告诉笔者:“当年黄姓200多人,这里住着别姓,有100多人,两姓人经常有矛盾。有一年春节前,黄姓有妇女经过其地,受到该村人调戏,结果在年三十晚上黄姓全村出动,把这个村子的100多人全都灭了……”
  
  三、改姓:宗族兼并的证据
   调查这里的宗族,发现一个特别突出的事象:“改姓”。这种事象,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族斗争,而且有助于对“宗族”、“姓氏”的性质和功能的把握。
  个案一:“曾温”
  丰顺县曾姓中,汤西镇有一支曾温氏约5000余人。现在姓曾,但是,人死后墓碑上写“曾温公”,族内的遗训是“生曾死温”。如果有人在墓碑上只写“曾”而不写“温”,会受到族人的谴责。
   关于曾温的来由,传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姓温的女子嫁给了曾姓人家,没有生育,领了温姓的孩子做后嗣。
   另一种说法是:曾姓女子嫁了温氏,领养曾姓孩子做后嗣。
   还有一种说法是:原来姓温,与曾姓交好。因为与宋姓人争夺风水打官司,当时揭阳县的府大爷是曾阿诺,判决时揭阳县曾姓许多人都前往相助,打的灯笼有曾,有温。曾阿诺偏袒自己人,将风水判给了曾姓。为了得到这个风水地,温姓只好改姓了曾,于是留下祖训“生曾死温”。
   另有一种说法是:姓温的子弟上京考试,朝中主事的大爷姓曾。因为无人引荐,想起母家姓曾,就在灯笼打上“曾温”,后来果然一举考中,皇帝册封之后,只好是“曾温”了。
   关于这一点,曾温氏自己的族谱讳莫如深。民国《曾温氏族谱》手抄本凡例说:
   “一姓氏。曾温二字,吾尝考其遗记,无有载其来历。即访诸故老,莫之或知。前人不及记,后人不敢附会强记焉。”
   “祖地。其经修理改镌碑者,则曾温并书,其不经改镌碑者,仍系温公,沿其旧也。闻亦有改镌碑而仍系温公者,不改及检也。即河沟南门祠堂祖牌,仍系温公,倘日后修饰,总宜二字并称为妥。”
   此谱原作于清朝嘉庆年间,可见其时已曾温并称。
   考察旧墓,诚如其谱序所言,旧碑为温,新碑曾温。康熙年间重修的一穴明墓,上书“衍温曾公。”按命名习惯,“衍”字应当是排辈字。考曾温氏一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才采用曾姓的全国统一排辈,此前一直沿用自己的辈序诗章,其中并无“衍”字,此处是否“传继”之意,恐未可知。
   另外,别姓的墓碑也可提供佐证,汤坑虎头岽李姓的一穴祖墓碑,其祖婆为“河沟温氏”。“河沟”是曾温氏祖祠所在。可见,曾温氏原姓温。
   关于温氏成为曾温的原因现在难于确证,但是有两个材料可供参考:
  一是,近年台湾挑园有曾温氏寻亲至丰顺县,其上代迁徙台湾,年代已不可考。但祖传家乡为:“潮洲府,汤坑溪,高阳渡,大河寨”。
   现今汤西仍有高阳寨遗址为陈姓所有。古老相传,曾姓原居高阳寨,做炸药,后来朝廷征剿才迁走。官府压迫之下,隐姓埋名是人们常常采用的办法。
  二是,汤西和安曾温氏原与陈姓为甥舅关系。后来因争风水交恶,世代结怨,到民国时还经常械斗,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处于劣势,因而不少人外迁。在强邻压迫之下,曾温氏后来与曾姓联宗,改姓也是情理中之事。
   个案二,汤坑镇邓屋寨的陈姓
   据梅州客联会所编《客家姓氏渊源》所载族谱,邓屋寨原姓邓,因避官府灭族之难,改姓陈。
   吴金夫教授《潮客文化探索》一书也提到此例,今引列如下:
   “据说该寨的邓姓人是先迁来此定居的,因此称为‘邓屋寨’。明朝末年有陈姓三兄弟从大埔迁来此地定居,后来黄、李、丁、罗姓也迁来此居住。到清代中期,邓姓因私铸铜钱触犯王法,受官府查抄。邓姓族人都避祸远走他乡,只有一邓姓少年潜藏在母舅陈家,但官府追捕很紧,眼看邓姓少年将被捉去正法,陈姓母舅为保护外甥脱险,以接邓家香火,以自己的儿子顶替邓姓外甥送官府处斩。邓姓少年为感谢陈姓母舅的大恩大德,以后便改姓陈,此后陈姓发展成该寨的大族,其他弱姓陆续迁往他处,所以现在邓屋寨整个管区4218人全部姓陈,都讲客家话。而‘邓屋寨’这个地名仍沿用下来,成为没有邓姓人的‘邓屋寨’。”
   据笔者所见陈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在大埔为邓姓,但不知为何,到第六世,出现了“邓”氏。按传统“同姓不婚”的规矩,上述传说亦属合理:本姓邓,后来因为某种缘由改为陈,同时邓、陈有姻亲关系,族谱在接驳中露出了破绽。
   个案三,汤坑镇大山背的“杨李公”
   大山背今姓杨,但又称“杨李”,现在汤坑内岭李姓还有“百一公祠”。李姓传说是:百一公是杨姓的外甥,很懒,又坏,常被母舅小看。有一次口角之下,情急脱口说到:“阿舅太小看涯,等涯发达你就知。”舅父大怒,说:“像你这样也会发达,涯就跟你姓。”受这个刺激,李姓外甥愤而图强,终于发达起来,就要求母舅践约改姓,母舅不肯。结果告到官府,官判“生时姓杨,生后姓李。”于是有“杨李公”。
   关于这件事,杨姓的版本则大异其趣,自有解释。但不管如何,这些传说里含有一个确定的因素,那就是,改姓在这个宗族中发生过。
   个案四,建桥镇三社曾姓,现居汤西圆山围,300余人。
   其族谱所记家神牌位,前三世为:
   “大始祖莱芜侯历代宗支一脉。
   一世,创垂念八郎,
   二世,蒋伯五郎,
   三世,蒋千二郎。”
   其下为“大、小、百、小、万、大、小”排列,疑有脱漏。传至第九世,始采用曾氏全国统一排辈“宏”字。
   很明显,曾氏此一支脉开初姓蒋,后来才变为曾。
   个案五,汤西镇左岭陈姓。
   附近的人都知道,左岭原姓“程”,后来改为“陈”,而且有“生陈死程”之说。
   像这种改姓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黄姓:北斗黄,曾改姓谢,后来人口壮大,力量强了,又恢复原姓,今有4000多人;
   前述汤南新埔黄,100余人,到土改后才恢复黄姓;
   揭阳县《玉湖埔龙黄氏族谱》载,丰顺县黄氏还有二支改姓的:
   “汤坑虎头岽千二郎公之后,一支迁潮阳贵屿,改姓李”;“九昌公之后子煊公迁揭阳县蓝田都水雩巷,改姓潘氏。”
   彭姓,龙江镇新华村彭姓1000余人,曾改姓张,后来复原姓。
   戴姓,汤坑镇草塘尾原姓戴,后改姓罗。
   林姓,潘田镇新联铁坑二管区原姓林,后来改为陈林。
   ……
   这些改姓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原来在局部地区都是弱姓,后来所改的姓,都是大姓、强姓。在丰顺县的三汤片,几乎每个大姓中,都可以找出别姓人加入的例子,换句话说,都兼并了不少弱姓人群。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改姓的宗族,所改之姓,多数原来就有姻亲关系。最常见的是甥舅关系,或者母舅的宗族收留了外甥,或者外甥兼并了母舅的宗族。这一带流传着许多有趣的“甥舅”故事,上文已引述了一些。其中不少是外甥后来得到了舅家的风水,慢慢坐大,压倒了舅家的。这表明:同居的异姓群,同时也是通婚群。
  由此,我们对姓氏,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姓氏不仅仅是血缘群的标记,而应当被认为是一种生存策略、生存方式。同姓宗族的正确表述是:血缘认同群。有时候,一个宗族有共同的血缘,有时候不然;但不管哪种情况,都会认同一个血缘来源。这与中国人认同炎黄,是同一性质的。
  
  四、生存斗争:大人口群的成因
   田野作业的结果表明,丰顺客家族群的生存方式的特点:趋向同姓大人口群的共居,或曰聚族而居。我们在上文中已指出,许多村子,本来是多姓共居的,后来成为单姓,很少有例外。而且,都是强姓最后占据了村子,不少弱势宗族,采取了依附强姓的生存方式。
   我们发现:客家族群的生存需要大人口群。起先,是以异姓的聚合群满足这一需要。一个异姓的聚合群,通常都是通婚群。而后,又以单姓的聚合群来取代异姓聚合群。而且,单姓聚合群我们常称之为宗族,通常在生存方面,似乎比异姓的聚合群优越,因为从普遍的情况看,作为单姓人口群的宗族最后都取代了异姓聚合群。
  单姓聚合群取代异姓聚合群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种是排斥,某一姓强大起来以后将异姓宗族驱逐;一种是兼并,在强姓的压迫之下,弱姓最后以改姓融入强姓。另外一种极端的手段肉体消灭,在此处也不罕见。三种方式的结果都一样,最后就变成了单姓村。宗族在统一村庄的过程中,往往是各种方式都兼用。
   客家人何以选择和维系这种大人口群的居住方式呢?很明显,这种聚居方式,决定着客家族群文化的价值本位取向,是文化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
  田野考察发现,客地的生存斗争异常激烈。必须指出,这种竞争大量的不是与土著的斗争,而是客地宗族的斗争,换句话说,是客与客之争。以往的不少客家研究文章,都想当然地夸大了客家与土著的生存竞争。然而,这种真正的客家与土著的斗争更多的在早期,有时在局部地区也表现得相当残酷。但长期的、大量的、能决定客家族群文化模式的,却是客家内部的宗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从引起争端的原因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
  1、 水。
   本地多数是山区,小水源,加上水稻耕作,水就成为生存的命脉。
   丰顺县一带1943年的早灾,引起了“大饥荒”,死亡了大量人口,一直影响到建国以后的婚配。至今老年人谈起来仍心有余悸。
   因为争夺水源而引起的宗族斗争比比皆是。例如上文引述的汤西曾温氏,与邻村的陈姓,就多次因争水引起械斗。
   在小水源和当时的技术状况之下,水源地至关紧要,势在必争。而宗族的人口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弱姓在失去水源之后,难于生存。
  2、 风水。
   常常被认为是关系宗族命运的资源。丰顺县客家的风水争夺事例非常多,巧取豪夺的手段都有。
   例如上文提到的徐姓,被认为是偷了杨姓的风水,人口才发达起来;而得到了黄姓的风水,是宗族强盛的关键;此中真正的真相,恐怕我们现在永远不可能完全清楚。
   再如上文提到的曾温,也与宋姓争夺风水。据说,原来的地方是宋姓的,有地名宋龙埔,有宋姓人的风水,后来曾温氏的人把宋姓的风水争了过来,双方相持时,还动用了官府的力量。以后宋姓慢慢衰败,现在附近的地方都找不到宋姓人。
   又如曾温,也因为风水与相邻陈姓交恶。据说曾陈本有甥舅关系。曾姓原建有祠堂,陈姓后来,在旁边搭寮,后来慢慢发展起来,引起争端,将曾姓驱出老祠堂,放火烧屋,造成七尸八命。历经官府干涉,最后仍占住了曾姓祠堂。此后两姓世代交恶。直到现在,曾姓的一些老华侨还耿耿于怀。
  3、 土地、山场。
  这二者是重要的生存资源。土地山场的占有,常与水源、风水相联系,有时也不尽然。土地是农业
  族群的主要生存资源,围绕土地占有的斗争非常普遍。为了不失去这种宝贵的资源,各宗族都有非常手段来加以维护,其中,公尝田的办法即是其中最稳妥的手段。而“荒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的口头禅,可以视作田产争夺频繁的一个证据。另外,山场的争夺,也是引起斗争的原因,一些地方的争夺是因为林木,而丰顺县更多的是作为薪樵地的生活资源。争夺山场引起的械斗,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还有
  出现。
  4、 其他。例如,赌博和调戏妇女。
   这一类的事项,引起宗族斗争,往往是原来有宗族矛盾,这些事件只是导火索。
   以上种种原因,引起的宗族斗争,有时表现得异常激烈,常常发生械斗,在冷兵器时代,决定宗族强弱胜负的因素往往是人口数量。
   因而,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在农业族群的文化取向中,人口增殖有那么重要的意义。笔者在粤北始兴的田野作业中发现,那里的客家人往往将最好的风水留给“葬好了添人口”的祖婆,而不是“葬好了发财”的祖公。在丰顺县的丧葬习俗考察中也发现,客家丧葬仪式,存在丰富的象征体系,以人口增殖为主要的诉求。
  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农业族群一系列的文化制度,其神明崇拜、宗族制度,其祖先认同,其联宗行为,都是生存的需要。而维系群体生存的集体主义伦理也与其生存需要相联系。其神明崇拜,是维护大人口群的精神手段;宗族,是维护大人口群的组织手段;民居,是维护大人口群的空间手段;伦理,则是维护大人口群的规则手段。只有大群体,才能够生存,而维系大群体就必须舍利取义。于是小家庭的利益就被排在后头。至于个体,在这种文化制度中,没有什么地位就很正常了,除非是能够使宗族的地位提高。比如说,出了个大官,使宗族强盛起来,那么这个人就会被神化,因为他超越了常人。
  
  五、环境、时间、技术:影响进程的因素
  在考察丰顺宗族聚落形式成因的时候,我们发现地理环境(空间)、时间长度和技术发达程度有相当大的影响。
  就地理环境而言,粤东南方山区的小水源水稻耕作环境,使宗族对水源的独占成为可能和必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宗族斗争的激烈性、宗族的分布格局和生存聚落形式。对比北方旱作地区,南方宗族有普遍的单姓村特征,而北方则呈普遍的多姓村形式。这与北方旱作地区的农作对水源的依赖性较小,并且可以通过打井形式解决,因而并不普遍需要大人口群实现对水源的独占,进而不需要强烈的宗族排他性可能有关。对比大水源农作区,水利和水患反而成为社会纽结的因素,也是一个差异。
  就时间尺度而言,我们也可以在南北之间作比较来说明。北方的平原地区,每逢战乱,经常造成“一扫而空”的灾难,战乱过后,再慢慢恢复。自南宋以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以迄近代和上世纪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乱使不少地方经常出现周期性的人口重建过程,宗族的历史难于长久,因而,可能还停留在“众姓合力共保”的阶段,来不及进行宗族排异。作为反例,我们还可以举深圳宝安龙华、观澜一带的客家村落,此处的人口是康熙25年以后重建的。海禁解除后,大批客家人结伴迁入这个地区。到现在,还有60%左右的村子是多姓村。而粤东兴梅地区,在时间的尺度上,则大有盈余,来进行宗族的发展与排他过程。据历史的记载,兴梅地区至南宋时,已有相当的人口基数。宋末因为大量宗族响应文天祥的号召起兵勤王,遭到元兵的残酷镇压。自汀江顺流而下,包括梅江以迄韩江出海口的流域,在此次战乱中,人口遭到重大损失。大量家族,都是在明初后由闽西、闽南进入粤东填补空白的。结伴同行的亲友,同居共保形成了多姓村,开始了宗族的发育和斗争。而此后,这块地方,基本上没有发生足以导致人口重建的战事或其他灾难。因而,宗族的发展可以在相对不受外界干扰下按照自己逻辑进行,实现多姓村向单姓村的演变。笔者以为,这种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的时段长度,是目前聚居形式形成的重要条件。另外,多姓村向单姓村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宗族的人口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
  再次,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宗族斗争的形式,导致大人口群的需要,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自明初至清末,从军事斗争的技术来看,基本上属于冷兵器时代。大量、频繁的宗族斗争,发展到最高形式就是械斗。而在这种形式的斗争中,有效的人口数量,成为决定宗族存亡的因素。我们在前文中所举的一个揭阳观音山的例子正是这样,除夕之夜,200多人的村子将只有100多人的异姓村全部杀光,夷为平地。在这种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人口群规模的决定地位就成为共识,大人口群的聚居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群凝聚手段,包括宗教、伦理、宗族等方面的生存策略,以及由之派生的其他观念形态就成为绝对的必要。笔者手头还有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上文所说的曾温氏,与本来同村的陈姓产生矛盾后,成为世仇,多次械斗。虽经官府多次干预,仍然无法相安无事。在强邻压迫下,不少人口外流,至今还反映于族谱中。后来“温氏”,变成了“曾温氏”,依靠曾姓的助力来寻求生存,但远水不救近火,仍然不断式微。到了民国时期,曾温氏接连出了几位军方人物,有一位做到了军需处长,给族中送回大批枪械,取得了装备优势,一下子就将局势稳定下来,使宗族的人口规模劣势相对缓和,得以在强邻之下生存,成为今天的格局。
  
  六、组织与凝聚:宗族生存的优越性
   最后,单姓聚落群何以战胜异姓群?换言之,宗族聚落何以取代非宗族聚落?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凝聚的手段和程度不同。
  多姓村的异姓聚合群,其凝聚手段主要有:
  1、神明崇拜。这一带的村落盛行“王爷”崇拜。其王爷有三:刘备、关羽、张飞。妇孺有不识字,只呼为大王爷、二王爷,三王爷者。也有把三个“王爷”统称为“三王爷”的。
  县城汤坑镇,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爷庙”展开的。这个围绕“关爷庙”展开的市镇,原来就是三汤片众姓共居最早建筑的三个寨之一“金鼎寨”——这里的村庄很多叫“寨”。“寨”原本是“营寨”之意,是军事名词。客家民居,常常要考虑其军事功能,而“营寨”本来就是各种姓氏同居共保之处——位居市镇中心的关帝庙成为凝聚众姓精神的中心,“聚义”的象征。
  三个古寨之一的金瓯寨,至今仍保存完好,依山面水,构筑了又高又厚的寨墙。据说清朝时,“九军”攻陷了潮州、揭阳等地,但在金瓯寨的坚墙下却一筹莫展。金瓯寨在强敌之下不遭沦陷,靠的是寨内众姓同心协力。寨内的高处,赫然耸立着关帝庙,中间供奉夜读《春秋》的“关爷”,西边还供奉着倡导建寨的“义士”杨柳主及各姓头人的牌位。
  另外的许多村庄,除了关帝庙以外,还有刘备、张飞的崇拜,有的是三位王爷同一庙,有的各自立庙,这些村庄往往原来都是异姓共居的村庄。
  传统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在本地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桃园结义”的故事人人皆知。建祀这样的神庙,与众姓同居正好是吻合的。在众姓同居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一种超宗族的精神凝聚方式,三大王爷的崇拜代表和象征着各姓平等、合力自保的希望和“义”的行为规则,象征着各姓舍弃自己的小利来服从众姓的大义,从而达到精神的凝聚和行为的协调。
  2、通婚。这是凝结异姓人群的重要手段。上文我们提到了许多“甥舅故事”,有的关系良好,有的巧取豪夺,有的反目成仇,最后,弱姓的姓氏有的远徒,有的改姓,村子变成了单姓村。这些例子都说明,异姓村共居的众姓,早期普遍有通婚关系,通婚用血缘交换的方式,建立了异姓人群的亲戚关系,从而加强其凝聚力。作为通婚群,在丰顺县历史上激烈的宗族斗争中,常常协同动作,特别是弱小的宗族,更需要依靠有姻亲关系的强大宗族支持,而在一个村子里面,通婚的用意就更明显了。
  明初后,本地的人口重建过程中,作客迁来的人们,不少是结伴而行。面临地广人稀的新环境,需要合众姓之力,开辟草莱;而占据生存空间资源,抵抗外敌,防御匪乱,遭遇世变,无一不需要大人口群共保。作客之初,这种生存需要只有合异姓之力才能满足。同侪作客,好友情深,自自然然地成为婚姻宗戚,生存的需要无疑是主因。丰顺县的宗族,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都严峻地践行“同姓不婚”,并且到六十年代同姓结婚还有人指责“扒灰”,可见观念之根深蒂固。而其中缘由,恐怕不仅仅是“古训”所能解释得了。文化人类学对婚姻的社会功能的解释,用在此处,再恰当不过。
  3、政治结盟。田野作业获得的资料表明,清朝的“红白旗”斗争,在丰顺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使本来尖锐的宗族斗争更显复杂化,“红白旗”的陈营划分,凌驾于宗族之上,成为超宗族的结盟形式,有些同姓的宗族,分属于不同的旗下。同一旗帜下的宗族,常协同动作,使斗争显现规模化和地域化,斗争的程度更加剧烈。
  然而,比较同姓人口群——宗族,我们会发现,它更具有凝聚性,它的组织更加缜密,因而能够最后取代异姓人口群。
  宗族,作为血缘认同群,相比之下,它有更多的凝聚手段:
  1、祖灵崇拜
  丰顺的宗族,和其他客家地区的宗族一样,十分重视开基祖的崇拜。祠堂里,开基祖有极重要的地位,后代的世次都以开基祖展开,表明同一宗族的共同血缘来源。这种有生而来的纽带,有力地链扣着同姓人口群的每一个人,使他们成为同一家庭的成员,人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相比之下,异姓人口群通过婚姻形成的亲戚关系就疏远了许多,“亲戚”相对“亲人”等于“外人”,当利益冲突的时候,“外人”自然就成了排斥的对象。
  此处的村落与宗族重合。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祭祀单位。围屋的建设,其中心是祖厅,以祖牌为中心点,形成多重同心圆结构,这是典型的客家围龙屋结构。还有许多方式的建筑,不管是方是圆,都是围绕祖牌展开的。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宗族,归根溯源,都从一条根来,是一家人。一个村子,从空间设置来说,就是一个大家,作为整体来存在。一个个核心家庭,有时也有一些明显的空间分隔,但经常这些分隔的标志也被剥夺。宗族的取向是多代同居,上层的伦理崇尚大家,维系大家。张姓的百忍家训就是维系大家的一种手段。一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自家人”,同辈的是“叔伯兄弟”,传统官方文化也在推崇这种文化,大家受到表彰的事例在民间流传甚广。此点常被民间宗族引为行为的依据。
  2、宗族组织与族谱
  围绕祖灵崇拜,同姓人口群建立了井然有序的宗族组织,组织又有宪章性的文件——族谱加以确认,固化从开基祖以下逐代展开的金字塔结构。在至高无上的祖灵之下,有其代言人族长。每一个人在宗族组织中,都有确定的位置。他与上下辈,与同辈长幼的关系和态度都是十分明确的。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就以祖灵为金字塔尖被建立起来。下辈尊敬上辈,幼弟尊敬兄长,形成了运如指掌的服从关系。这种社会组织及规范的精密和准确,令人叹为观止,对行动的划一,指挥协调,都有极大的优越性,不是异姓人口群可以比拟的。
  3、联宗。
  客家族群采用大人口聚合群的方式生存的趋向,还应将联宗的行为考察在内:
   从局部的地域看,一个村子内部,宗族是排他的,最后实现单姓村;从邻近的村子看,往往同姓聚居,其中有从原来的核心村分衍,就近迁移的,也有从别的地方迁来,同姓共居的;还有原为别姓被迫改姓的。这样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连片聚居,动辄数万人。丰顺县的许多大姓都如此。
   从大一点的地区来看,分散的村落,往往以一个地域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宗族联盟,这就是普遍的联宗行为。如丰顺县城的各姓祠堂,以“宗祠”为榜的往往属于这一类。由一些有名望的士绅倡导,全县同姓宗族,建立宗祠,并修撰族谱,把宗族联盟及其关系、地位宪章化。发生宗族矛盾之时,往往牵扯到整个县的姓氏集团对抗。分散的宗族遇事都向宗亲寻求支持,同姓的矛盾也有以调解。一些姓氏,为之还设置必要的凝聚方式。其中黄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汤坑内岭有山名虎头岽,以黄姓名墓“虎头蜂形”而得名,其墓可以上溯至明代,据统计,所衍子孙已达六万多人,分布在丰顺县、揭阳等地,原揭阳蓝田都各处。每年祭祀,人群都铺山盖野。各地黄姓都自称为虎头岽宁化公之后。然而,据了解,此墓并无骨殖,而墓主也是南宋时之人,只葬了银牌。由此可见,此墓的意义主要在于认同,在于精神上的统合。
  与此相仿的情况别处也有。笔者在粤北乐昌老坪石的朱家做田野作业时,一位老人报告,朱家与何家世代有矛盾,双方修谱时都“观迎亲朋好友参加”。同时还透露,写谱的人懂得怎样做可以不露破绽。并且说本村有一个祖墓,大家都会去拜,但其实那墓是假的,里头没有东西。
  这种以血缘认同为纽带形成的凝聚规模,是异姓人口群难于望其项背的!
   4、孝的信条
  在同姓人口群中,还有孝的信条,作为行为规则,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这种信条,加上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作为上层意志和主流文化的长期灌输,培养某种服从和责任意识,规范着同姓人口群的行为。
  5、 墓祭和祠祭的作用
  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仪式,强化着一个观念:参加者都是同一家人。墓祭还有另外一种功用:不断提示宗族成员,大家有同一的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风水在东南宗族的观念中,影响宗族、人生的命运甚钜,与利益相联。相比起来,王爷的崇拜和祭祀,在这方面的影响,作用就太微薄了。它所固化和强调的“义”,一旦在村落人口过剩,宗族面临自保,自身利益大于异姓人群共保利益时,就只好转化为各自“利”的追求了。
  而依靠“义”的崇拜来维系的异姓人口群,在这种情况下,让位给争取宗族利益的单姓人口群,不亦宜乎!
  
  七、原动力:一点认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李亦园先生与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原动力问题的对话。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传统社会里,究竟是祖灵还是神明对人们的影响力更大?为了验证出一个结论,在李先生的帮助下,劳格文用蒋经国基金在闽西、赣南、粤东、粤北客家地区开展了题为“客家传统社会原动力研究”的田野作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笔者的研究表明:决定文化的最根本因素是人们的生存需要,客家传统社会的原动力是生存斗争。祖灵和神明都是人们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精神统合手段和生存策略。它们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社会统合方面,祖灵用于同姓人群——宗族,而神明则更多地用于异姓人群,有时还与商业经济发生联系。由于宗族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们的基本生存方式,传统社会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滋长、成形,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生存策略的一种手段,祖灵是传统社会更为基本的一面,它的影响更为深远,而神明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有时,是阶段性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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